说起共产党，人们最重要的印象就是一个字：杀。共产党的杀，大多发生在和平时期，至少也是在自己占领的地盘上。中共肃反就杀了10万红军，后来的延安整风、土改斗地主，一直到1949年以后的一连串政治清洗运动，杀人无数。
无论是战争，还是历史上的暴君，都是先有了敌人才去杀人。共产党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杀而去找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来杀。
共产党为什么嗜杀？因为“杀”是共产邪灵为其终极目的在人间布下恐怖之场的战略措施。共产党把“杀”当作了一门“学问”，一种“艺术”，把“杀”做到了极致。
共产党怎么杀？用刀把子杀，用饭碗杀，用舆论杀。
用刀把子杀，就不用多说了，对于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那是看家本领。
什么叫“用饭碗杀”？就是卡住人的饭碗，不服就不给饭吃。多少知识分子，被共产党用饭碗逼得下跪。中国的士人，自古以来，都讲骨气，不为利诱所动。古时候，没有了官家的俸禄，还可以自谋生路。典故“不为五斗米折腰”说的就是陶渊明受不了贪官的侮辱，还可以豪气万丈地交出官印，去追求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中共把所有的社会资源全部控制起来，不给饭碗，人就只有死路一条。
用舆论杀人，也是共产党的一大特色。因为掌控了一切舆论工具，想打倒谁，就打倒谁；说谁是坏人，谁就是坏人；说谁有罪恶的一生，谁就有了罪恶的一生。
共产党杀的是什么？共产党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争，所以是杀天、杀地、杀人。
杀天——以“无神论”的名义杀掉对神佛的信仰，为“无神论”开道； 杀地——以改造山河的名义践踏自然，破坏环境，实践“无神论”无法无天的“大无畏”； 杀人——杀同党，把满足不了党邪恶要求的成员清洗掉，以强化提炼党性的邪恶；有针对性地杀精英，杀掉那些对实施邪灵计划有阻碍的人，包括作为文化传承者的社会精英；漫无目的地滥杀，挑动群众斗群众，为的是营造和维持那个杀气腾腾的恐怖场。
杀，有几重目的。一是消灭被制造出来的敌人；二是让杀人者手上沾满鲜血，与党共同犯罪，有了原罪，不得不和共产党一条心，变成共产党的杀人工具；三是打造红色恐怖的环境，震慑所有人。这一切的“杀”，都是为其破坏文化、败坏道德开路的。
特别是共产党对宗教中的修行者和知识分子的屠杀，是有意制造文化断层，割断后人与传统信仰和传统文化的联系。这是让人类败坏并走向最终毁灭的计划中极为重要但却常常被人忽略的部分。
杀要杀到什么时候？
共产党的公开杀人，不光是用恐怖压弯人的脊梁，还要将杀出来的恐惧融到人的血液里，变成恐怖基因，一代一代地传承。
杀到这个地步，共产党就会从公开杀转成暗地里杀。
“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文革”，那是公开杀，甚至号召群众围观，就是要杀给大家看。1989年“六四”是半公开地杀，事后矢口否认；等到了1999年迫害法轮功，就不公开杀了，后来披露出的大规模活摘器官，那都是捂得严严实实地躲著杀。
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没有“杀”来开路，要把“无神论”灌输到中华大地，要把华夏民族变成“无法无天”的民族，要把中国的神传文化打掉，是根本做不到的。
为了毁灭人类，共产邪灵首先要毁灭中华文化。“邪灵”挑选了中国的近邻，也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大国苏联进行预演。苏联离中国很近，可以成为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支持中共的方便力量；也因为苏联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才能逃过刚刚建立时欧洲各国的围剿以及后来二战时德国的进攻，共产主义才得以在那里苟延残喘。
苏联刚刚建立，便用其国力“输出革命”。它将中国作为输出革命的重点，派遣维经斯基到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再通过鲍罗廷让国民党接受“联俄容共”政策，以让中共附体在国民党上迅速成长。
苏联刚刚成立就试验了以暴力杀人制造恐怖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列宁认为“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赋予了契卡不经审判随意杀人的权力。研究表明，从1917年到1922年，直接被契卡绞死和枪决的人数就达到数百万。仅1921年一年，苏共制造的饥荒就饿死了大约500万人。
苏联的另一项重要试验，是通过暴力建立起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共产邪说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它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宗教还是传统文化自然都在消灭之列。
1917年攫取政权后，列宁立即大打出手，开始用暴力、高压打击正教、正信，破坏文化，迫使世人道德败坏而离开神。这也是为了破坏中国文化进行的预演。
列宁一方面继续宣扬无神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无可非议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的第一天起，就把暴力毁坏文化、消灭对神的信仰作为其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
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衣钵，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了极其残酷的大清洗，除了共产党内的人士之外，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亦在清洗之列。
斯大林曾向全国宣布要实施“无神论五年计划”，在完成这个计划之时，最后一座教堂将被关闭，最后一位神父将被消灭，苏联大地将变成“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沃土”，再也找不到一丝宗教痕迹。
根据保守估计，在“大清洗”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多达42,000多人。到1939年，整个苏联只有一百多座东正教教堂对外开放，而在十月革命前则有40,437座。全苏联境内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了98%。这一时期，更多的文化精英、知识分子被判刑，或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或被枪杀。
从斯大林死后直至苏联解体，苏共政权都在继续打击各类文化精英及宗教。著名的俄罗斯小说家、历史学家索尔仁尼琴估计，斯大林共造成6,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因为中国是人类五千年大戏的舞台，人间正邪大战要在中国上演最后一幕，所以苏联共产政权所扮演的预演角色完结后即烟消云散，土崩瓦解，曾经喧嚣一时的共产主义阵营也告解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法西斯主义被消灭，但却催生了邪恶的“共产主义阵营”。其势力最大时，占据了全球人口及地球版图的三分之一。从杀人数量、迫害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所有邪恶共产政权中最邪恶的。它在中国的文化灭绝行动就经过非常系统而精心的策划。
中华传统文化是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而在中国亲自奠定的文化。毁掉中华传统文化是共产邪灵的首要目标。它深知，暴力能够毁灭的只是人的肉体，通过暴力及其它各种手段毁灭文化，才能够毁灭中国人的灵魂。所以在有计划地用暴力残杀精英阶层之时，它也摧毁著传统文化中世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及物质载体，进一步割断神与人的联系，达到其毁灭传统文化进而毁灭人的目的。
在暴力毁坏这些基石，让这些精英消声、消亡的历次运动中，共产邪灵集人类恶行之大成，亦在成熟其暴力杀戮、强迫洗脑、欺骗镇压的各种手段和伎俩，为其今后正邪较量中登峰造极的最后一搏做好充分的演练。
与此同时，它们还有计划地、系统地建立了邪恶的“党文化”，并用其培养、训练没杀掉的世人，把他们变成共产邪灵继续杀戮更多世人的工具。
共产邪灵也深谙怎样利用世间一切经济利益、政治洗脑等手段让世人就范，听从其摆布。一次一次的运动、镇压、杀戮，使它们对这些手段越用越娴熟。
乡村中的地主、绅士阶层及城市中的商贾、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这些文化精英帮助承传着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毁掉这些精英们是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步。于是，中共制造敌人，开始在农村屠杀“地主”、乡绅，在城市中杀“资本家”，在制造恐怖的同时洗劫社会财富。
中共建政前后的所谓“土地改革”，或曰“打土豪、分田地”，就是通过暴力杀害农村的文化传承者。中共显然并不想把土地交给农民。它还是用一贯的伎俩，先给农民一点甜头，在完成了农村对地主、乡绅的屠杀和文化的毁坏后，立刻通过“合作化”收回了分给农民的土地。结果广大的农民还是继续受苦。
城市有产者也成了中共屠杀的对象。这既是为了抢劫他们的财富，也因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维持社会安定繁荣的力量、传统文化的承传者，甚至是具备西方自由人权思想的群体。
宗教中的僧人、道士起到了传播佛道修炼经典的重要作用。中共将矛头对准文化中与信神直接相关的部分，即“宗教”，在经过屠杀、判刑、洗脑、强迫还俗、歪曲教义后，以完全听命于中共的宗教痞子为首，建立佛教协会、道教协会等，将这些协会作为中共控制和摧毁宗教的工具。
无论是宗教中的出家人，还是世俗中的精英人士，如果一旦消失，文化就将出现断层。与剿灭宗教同步进行的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通过所谓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进化论教育，对学生系统地洗脑，灌输对传统文化的仇视。又通过“反右”运动，将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全部发配劳改，打入社会最底层，用“饭碗”和“舆论”来杀，让这些过去掌握话语权、主导社会舆论的“士大夫”成为被鄙视和嘲弄的对象。
“反右”之后，无论在家庭、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都已经听不到独立的声音。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仅不相信神佛，对于传统的文化与艺术也毫无敬畏之心。但中共对此并不满意，毕竟年岁稍大的人还保留着对传统文化的记忆，文物古迹等传统文化的载体也随处可见，传统的价值仍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播。因此，中共利用建政后被洗过脑的学生，利用他们青春期骚动而叛逆的心理发动了“破四旧”运动，让中华文化陷入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浩劫。
在对这些人的屠杀中，中共一举数得，用意歹毒至极：第一，可以制造恐怖氛围以吓阻所有的反抗企图；第二，洗劫社会财富以为己用，加强政权的力量；第三，将百姓置于贫穷和动荡之中，让百姓除衣食之外无暇他顾，不再有时间和精力接受教育、传承文化；第四，让百姓对这种暴力感到麻木，因为面对这样的反人类罪行，如果不麻木神经、不想办法说服自己认可杀人有理，就唯有奋起反抗一途。这个过程也就是挟持人的道德下滑的过程；第五，则造成中国文化的断层，让人丧失凭文化而最后得到创世主救度的机缘。
上述五个目的，现在中共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我们不妨从中共屠杀的方式和被杀的人数来加以分析。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1951年2月，中共指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当时中国6亿人口，至少有60万人头落地。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最少在500万人以上，占当时人口的近百分之一。
从一个数据中，我们可以知道这种屠杀对文化造成多大的伤害。“1949年，（上海）黄渡地区的青壮年中，81.4%是文盲。在贫农、下中农的家里找不到一个识字的人。如沈家浜村1949年前24户人家，有19户三代都没有进过学堂，家家户户连一支铅笔也找不到，写一封信都要去四里以外的镇上求人。”也就是说，杀掉农村的所谓地主富农，也就是几乎杀光了农村里读书识字的人。
如果“镇反”和“土改”主要杀地主、乡绅，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屠杀城市中有资产的人士，也就是城市中受过传统教育、懂得如何经营企业或商业，或者了解西方自由社会的人。这是在城市中制造恐怖氛围并洗劫财富。
传统信仰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毕竟文化是神传给人的，而传统的信仰则是神直接建立的。在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是道家、佛家和儒家的信仰。他们告诉世人什么是佛，什么是道，怎样做人。几千年来人们信神敬佛，保持着道德水准不至于下滑得太快。
1950年，中共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它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即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迫害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信徒们被镇压或残杀，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歪曲佛经、道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正教被毁，乡村地主、绅士阶层、城市商贾被杀的杀、关的关，剩下的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中共对知识分子精英的改造、镇压、剿灭也有着系统的安排。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等院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始于中共建政初期。中共对民国时期的教育专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当然不放心。苦于没有他们大学开不成，技术人才也无法培养，所以中共采取了所谓院系调整的办法。它们直接取消宗教教会大学，因为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并改造私立学校，及取消原大学里的哲学、社会学等院系，因为这些院系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思想、有研究，具有一些自由理念，对中共政权构成极大挑战。同时中共全面照搬苏俄教育系统，改变民国时期尊重思想和学术自由的教育系统，强迫进行思想改造，把高等院校师生都培养成听中共指挥、只重技术、无神无信仰的一代。
从1950年到1953年，经过院系调整，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24% 降至1952年的11%。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综合性大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被改为工科院校；新设工科院校剧增，“向苏联学习”得到了彻底的贯彻。
采用“美国模式”的人文学科，在民国期间，产出了一批有相当影响和水准的学者，历史学、哲学、社会学都不乏人才。这些受“英美自由主义”影响、教育的人文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自然地被打上“小资产阶级”的记号。非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那些人文学科被停止或取消。其中的社会学在中国大陆彻底消失。
院系调整的另一个目的是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大学各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也就大大有利于共产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掌握和驾驭，从而有利于共产极权的建立和巩固。
原北大校长马寅初于1951年10月2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地调整院系，……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一句话，进行院校调整就是为了思想改造。
这次通过院系调整对教育专家、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可以算是中共建政之后强迫知识分子就范的第一次行动。
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分传统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1957年，中共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中共称“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账”、“言者无罪”，这些表演颇见成效。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章伯钧、龙云、罗隆基、吴祖光、储安平等都中肯直言，指出中共各种弊端。但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反右斗争开始，他们都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27万人失去公职，23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饭碗被抢走，生命难以为继，只好小心翼翼，忍辱生存。
这一运动除了让知识分子遭到迫害之外，也向全体中国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谁说真话，谁就面临悲惨下场。更有甚者，在历次运动中，中共要求全民必须参与“揭批”，连人们“保持沉默”的权利都剥夺了。
说假话可以说是中共党文化里最具“中共特色”代表性的恶行之一。中共通过多次政治运动训练中国人用党文化思考问题、处理事务，使世人习惯说假话，对一切虚伪、谎言、造谣、颠倒是非不但心安理得，而且趋之若鹜。
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到处可见的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文凭、假结（离）婚等，无处不在的造假之所以能够出现和泛滥，不能不说是从人们习惯说假话开始的，一旦放弃“真”这个道德底线，还有什么作假会让人良心不安呢？
反右运动，是中共向彻底破坏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随着文化精英的消亡，共产邪灵截断了中华传统文化一代又一代延绵不绝的传承。此后的年轻一代也就无从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邻里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变成没有文化的一代。
经过三反、五反、镇反、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及反右等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摧毁文化、残杀各类文化精英的运动，中国乡村、城市那些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人群基本被毁。同时唯物论、无神论、党文化培养的新一代已经成熟，他们带着暴力思想、行为开始进入角色，进行摧毁神传文化的下一步安排。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发出，中共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毁坏传统文化的运动，即文化大革命。8月，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北京市部分中学红卫兵在北京市进行大规模的抄家、殴打、屠杀等活动，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区造成上千人死亡，酿成了所谓的“红八月”。
中共在文革中的暴行在《九评共产党》一书中多有揭示，我们在此需要关注的是这些暴行从文化层面对中国人造成了何等的伤害。
仅举北京市大兴县的屠杀事件为例。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家庭被杀绝。杀人方式有的是用棍棒殴打，有的是用铡刀铡，有的是用绳子勒死。婴幼儿则一条腿被踩住，另一条腿被劈开，从而被撕成两半。
这种暴行实施者的丧尽天良、人性灭绝自不必说，旁观者也需要放弃“恻隐之心”才能忍受下来，也就是必须背弃中国文化中的“仁”的价值。
古人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种“非人”行为是中共所极力鼓励的。很多人就是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仅以广西一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九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两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一万九千多人。单这一省，就有近五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在其后的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1999年开始的“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那些杀人多的、手段残忍的，都受到了表彰和物质奖励，乃至官位的晋升。最凶残的指挥者，如罗干、周永康，则被江泽民提拔到正国级高位“政治局常委”，以酬佣其杀人、毁灭道德和文化的“功劳”。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动用了倾国之力，使用的酷刑集古今中外之大成。除了毒打之外，还包括令人发指的性虐待、严寒下的冰冻、酷暑之下的干渴、超过人体极限的体力劳动、超长时间的剥夺睡眠、让毒蛇狼狗或成群的蚊子咬法轮功修炼者，乃至直接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牟取暴利等等。
这些大规模暴行已经构成了“反人类”罪。换句话说，只要还是人，就有义务反对“反人类”罪行，而中共强迫所有人参与到它们的暴力杀人、迫害正教的罪行中来，或被动地认同或配合这些罪行，也就是让很多人丧失了识别好坏、是非、善恶的标准，而变成助纣为虐的“非人”。
神来度人、拯救人，针对的是还能被称为“人”的人。当中共强迫人变为“非人”时，就是在断绝他们得救的机会，也就是在把人推入地狱。
与此同时，共产邪灵让人们实施暴力、杀戮世人时，告诉人们杀人是应该的，人应有的善良之心必须放弃，而建立了“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党文化理念。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中共每一件恶行都在有意地为建立它们用以毁坏传统文化、败坏人们道德的党文化添砖加瓦。在党文化的毒害下，很多人变成了共产邪灵的打手、杀人工具。
原文链接：http://www.epochtimes.com/gb/17/11/25/n989124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