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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网传浙江大学赵鼎新教授辞职信，中国科研体系与欧美相比有何区别？
做事情，一定要知道自己做的这件事情从何而来，要向何处去。
这个要从中国自己的转轨开始说起。
简单点说，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基本立场是“要将红旗插遍全球”，即扮演好gc主义阵营的核心角色，在国际主义的wc阶级gm中担任领袖和旗手作用，解放全世界的无产jj兄弟，改变这整个世界不公平的压迫制度。
那时我们的教科书上教的是要将全世界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全世界wc阶级是一家，我们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那是一个和美西方你死我活的立场，双方宣告的目标都是统一全球，尤其是要将对方彻底消灭。
但这个情况在七十年代后期被第二代领导人做了历史性的调整。我们停止了“输出革命”，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在这之前，我们是向外的，在这之后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内部。这就给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划定了一个分水岭。
在这个转变之前，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心是构造一个基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范式的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模型，力求这些新的构建能感召全球受压迫的阶级兄弟积极投身到争取这新的命运的斗争中来。它呈现出一种纯真的而又近于天真的少年般的激情——它考虑问题居然不是从中国自身的社会现实出发，而是从全球无产jj的一般处境出发。中国的同志们在国际gc主义运动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至少整个东亚、东南亚甚至部分的非洲国家都在仰望和追随，因此我们不由自主的要“活成同志们的榜样”。
在这个逻辑下，我们的社科研究讨论一家企业应该如何管理，优先考虑的不是“这家企业自己如何不损害公共利益的赚钱”，而是“这家企业如何按照gczy的所有制原则承担社会责任”。极大的关注“符合gczy理想原则”的侧面，而不是企业、组织自身的自持和壮大的方面。
而在这个转变之后，我们不再谈论插遍全球的红旗，而是转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将“符合gczy的社会理想”原则一枝独秀的研究指导原则转向了“从中国自身的社会现实、历史现状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效益标准”的三原则模式。
这个就决定了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中国研究、民族研究，而不是一种准备为全人类所有国家提供指导和示范的普适性研究。
什么意思？
在国际上——或者更准确的说，美西方——谈论的是“多元文化共存”的问题，而在我们这边，我们谈的是极为具体的“新疆民族政策”问题，甚至更具体的“土默特左旗的民俗溯源与趋势”。
因此，美西方的研究成果对所有非单一民族国家、移民国家都有直观的借鉴价值、指导意义——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而我们的研究要在其他国家加以借鉴就非常困难——因为你家里很难恰恰好存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民族格局、地理分布、经济关系。
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研究”和“国际性社会学研究”有着一层铁幕的根本要害所在——我们信守承诺，自限地步，不争夺美西方对国际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换取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存”这一关键性的人类公共福利，以确保全球化这一史无前例的人类事业得到顺利的运转和壮大。
不是我们不能搞国际视野的学术，而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战略为我们的社科研究划定了范围上、原则上的指导线。
但这也带来一个非常吊诡而黑色的幽默——美西方高明的“全球普适”的研究，最后却成了一切盲目追随、全盘照搬的忠实信徒国家的灾难之源，甚至连指导自己本国的社会实践都有巨大的不切实际和荒谬性。
这老实说不能责怪西方学术界、也不能否定这些学术成就的价值。这就像牛顿力学、相对论这样的科学理论的确是普世的、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但是要将它们用于具体的工程实践，还必须要付出额外的智力努力去搞地质勘探、模型测试、耐久性检验……等等工程性的应用性的适配。
问题是各国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人才和智力资源才会想着去借鉴美西方的现成答案，而且越是崇拜美西方的国家越严重，不是因为落后，为啥会这么五体投地的崇拜呢？
结果就导致这些国家拿着基于理想假设的半成品原型往自己千奇百怪的具体情况上硬套，导致了大面积的、普遍的失败，带来了惨重的、甚至是血淋淋的损失。恰恰是那些落后到崇拜、崇拜到照搬的国家，最是穷困脆弱到承受不起后果。
反而是中国这种“拒绝仰望星空，一心低头看路”的“闭门造车”，因为投入了足够的智力资源、又能身段柔软面向实际数据快速“朝令夕改”而成果斐然，极好的服务了自己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需要。
这很像开发ERP系统，国际开发商老想着“不做任何特殊业务假设”，开发出一个“只需要浅定制就能匹配各种业务需求，还具有无限伸缩性”的通用原型来，指望着用户们买回去熟读手册，量体裁衣。
谁知到客户们买回去都是直接开箱即用，连设置都不改，直接用出厂设置硬上，或者自己拍脑袋乱七八糟的“定制开发”，最后搞得烂七八糟一地鸡毛。
反而是一家企业根本没想着“卖给全世界”，一心就想服务于自己的具体业务，实现各种“一键出报表”、“一键入库”的现实便利的“土软件”，反而让这家“地方企业”营收飞了天。
你让这些大开发商团队来看这家企业自己搞的土玩意，那简直从基本框架到设计思想到代码细节都吐糟个遍，没一点看得上眼。
既不优雅、又不健壮，恨不得提笔给人重构一遍。
但问题就是用ta们的ERP的企业业务就是水土不服，所有部门骂翻天、提议导入系统的CEO下了台，而这家靠自己侄子的公司搞IT的土家族特产店在淘宝三皇冠，产品远销全球市场。
看明白了这个背景，就会理解到现在这个阶段的问题何在——
现在这家“乡土企业”的业绩实在是太好了，好到说不过去了，好到这家企业自己动了“要不然把我们的ERP系统整理整理卖一下”的心思，而且这个心思还不是单纯的自我感觉良好，而是这家公司已经开始全球扩张、已经开始有了北美欧洲西亚……分部，已经必须自我升级，在自己的系统里兼容多币种、多语言、多时区、多排版方向、多度量制……的全球化特性了。
这个规范化、普适化已经是自己业务本身的紧迫需求了，原来的土办法本身就不够用了。
而一旦投了这些成本，东西已经做到这一步了，不往外卖一个通用版、搞个开源版本去从生态经营上再赚一笔，本身就说不过去了。
更何况的确有很多买了“大牌ERP”的企业亏得不行，在寻求“其他的可能性”，市场本身就在呼唤你。
这才是现在这个问题的真正实质——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经过了最开始的自外而内阶段，现在已经再次站到了自内而外的分水岭上。
因此，我们才有了“学术标准与国际接轨”的需求，出现了这种从国际市场引进外部人才帮助重构——或者准确的说——进一步建设中国社会研究范式的需求。
而这件事的复杂性在于——我们自己不能单方面的下定这个决心，因为我们要慎重的考虑“中美共治”甚至可能在相当长时间里仍然“以美为主”的现实可能。
至少我们对人类社会的责任要求我们不能在实现“和平共治”的可能尚未绝望之前自己就提前决定抛弃这希望，让全人类为我们的荣耀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
因此我们在“要不要国际化”，“要不要在全球推行中国式治理范式”，“要不要为全球提供普适化的中国模式的全套理论”这些关键问题上异常的慎重，或者说纠结、反复。
这就给这些国际引进的“上市指导”团队们巨大的困扰。请我们来，是来帮你们上市的，所以我们在日夜加班帮你们整理财务规范、业务规范、编制标准文件、梳理企业文化，而另一方面，你又担心这么干了会导致世界震荡、生灵涂炭，奈苍生何。
急得恨不得一天就规范化的也是你，慎重得三番五次推迟上市申请的也是你。
三顾茅庐请了诸葛先生出山，你又狠不下心与曹操翻脸。
诸葛先生活活抑了郁。
这里面的是非曲直、谁对得起谁、谁负了谁，只看具体的发票收据是过于简单的。然而诸葛先生也是人，未能免俗也无足深怪罢了。
写这篇东西也不是为了给人“评理”，而是为了让读者明白现在的大时代到底是什么走向，而你应该在自己的心态上做好什么样的预期，
就比如你坐在这个位置上，遇到了国内的求贤若渴，你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的确是个机会——作为知识分子，能参与创造历史是至高无上的时代机遇——但也绝不要低估这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存在曲折性和复杂性不表示求贤若渴是假的，不是假的，的确是真诚的。
但不是假的、是真诚的，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反复和曲折，不意味着心想事成。
回乡报国虽然不至于像钱学森时代那样要从白茫茫的戈壁滩开始，但也绝不是回来了就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一路绿灯不转弯的那么理想。仍然要做好“自力更生、百折不回”的准备。
这不是一个长风破浪会有时，就可以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童话故事，而是一个很可能要承受委屈、忍耐挫折的艰难旅程。
只有在“哪怕没有这些美好的许诺，即使要忍受难以想象的挫折，我也绝不错过这个机会”的决心下，你才有比较大的概率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要知道，好事多磨。